2006年12月中国全面金融开放 在当前世界货币体系失衡状态下 中国如何均衡合理地融入世界经济已成为

正确答案：(1)“双顺差”对中国的影响 ①“双顺差”首先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福利损失“双顺差”让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又用部分外汇储备买诸如美国国债等外国资产。与此同时中国又鼓励引入FDI(外商直接投资)设立企业本质上FDI给中国造成的负资本权益就通过中国持有美国国库券的债权增加而抵消也就是说流入中国的FDI是由中国储蓄通过迂回的方式提供融资的外资企业代替中资企业利用了中国储蓄并同时挤出了国内投资。这等于中国大规模输出资本为美国弥补投资一储蓄缺口用中国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美国国债等低收益资产。 ②持续15年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2006年底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而根据有关部门对于引进外资的规划外汇储备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增多而我国外汇储备有很大一部分的表现形式是美元资产未来无论是美元贬值还是美国发生通胀外汇资产都有缩水的可能。同时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对美国的巨大补贴。一方面美国取得了中国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中国又把辛苦赚来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财政赤字和房地产泡沫融资。 ③持续大量的“双顺差”造成了人民币的巨大升值压力。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投放人民币。人民币的新增投放量即代表了新增流动性。为了使货币增长速度保持在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水平上中央银行又不得不进行对冲卖出央行票据收回过剩的流动性。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央行的对冲政策外汇储备增加所产生的过剩流动性大部分被回收和冻结。尽管从长期看由于这种对冲政策以商业银行必须持续大量购买低收益央票为前提条件因而难以为继。但直到目前为止商业银行还在继续购买央票对冲政策依然在发挥吸收过剩流动性的作用。 ④“双顺差”加大了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短期来看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情况下拒绝升值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或)资产泡沫。目前中国经济过热的趋势日益严重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央行必须提高利息率而利息率的提高将导致跨境资金的流入。而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跨境资金的流入将造成流动性过剩从而使升息的紧缩作用失效。当然央行短期可以对冲过剩的流动性。但对冲会对银行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因而难以长期进行。各国的经验证明为了使中央银行能够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允许本国汇率有较大的灵活性。只有这样提高利息率的政策效果才不会被资本的跨境流入所冲销即所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问题。 (2)解决“双顺差”的思路 ①让人民币升值但要以渐进的方式升不要给企业有人民币不升值的错觉。 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力度更强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相机使用对冲政策和提高准备金率的同时央行必须根据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发展情况提高利息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同时又不实行有效的资本管制升息就会成为一种无效的政策。在正常情况下利息率的明显提高将使外资的跨境流入更为迅猛。因而如果要把利息率政策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逻辑的结论必然是：或加强资本管制或更多地让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决定人民币汇率。 从长期来看根据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我们应该让人民币升值。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证明用“双顺差”所换回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造成并在继续造成中国的国民福利损失中国还要为美国的资产泡沫买单。从短期来看根据央行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特别是提高利息率)的需要我们也应该更多地让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决定人民币汇率(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三年多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打击根本不像原来所设想的那样严重。相反人民币升值改善了中国贸易条件中国贸易顺差连续数年超过了升值前的历史纪录。中国出口所面对的更大挑战是世界其他国家越演越烈的贸易保护主义。缓慢且稳定的升值在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较长的调整期(同时也使之减少了调整的动力)的同时为投机资本低价购买我国的房地产、金融资产和企业创造了机会与条件。事实上由于不升值或升值缓慢中国的大量资产早已被外国投资者廉价买走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应低估的。 为了尽量避免让人民币升值我们已经尝试了无数种办法：派遣大型政府采购团到美国采购、调整退税政策、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加速金融服务的开放、放松资本管制等等。上述措施有些是必要的有些有较大副作用有些则可能存在潜在危险。例如关于资本的跨境流动中央银行自2003年以来的政策是“严进宽出”。问题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加息预期强烈的情况下(这是完全理性预期)这种政策是难以奏效的。一些论者反对加强资本管制(或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理由是中国已无法实施有效资本管制。回避升值寄希望于放松资本管制来解决“蒙代尔不可能三角'问题。资本管制是中国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最后屏障在中国金融体系依然脆弱、中国所有制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资本管制是不能放松的。经济发展是有周期性的中国经济形势一旦发生变化资本跨境流动的方向就有可能突变。如果出现资本大量外逃而我们又无有效办法及时加以制止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应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来考虑而不应该将其作为解决短期宏观经济不平衡的一种手段。 ②扩大内需。要解决中国的汇率问题从根本上讲需要扩大内需。我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因此长期增长不能依附于外国的市场必须要靠自己的市场而且中国是有能力发展这个市场的。为解决低保问题、义务教育免学杂费问题、农村投资问题等有很多政策这些政策是兼顾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重大政策既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解决了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又解决了经济中内需不足的问题。 ③取消针对FDI和出口导向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减少对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刺激逐步缩小双顺差的额度。
(1)“双顺差”对中国的影响①“双顺差”首先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福利损失,“双顺差”让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又用部分外汇储备买诸如美国国债等外国资产。与此同时,中国又鼓励引入FDI(外商直接投资)设立企业,本质上FDI给中国造成的负资本权益就通过中国持有美国国库券的债权增加而抵消,也就是说,流入中国的FDI是由中国储蓄通过迂回的方式提供融资的,外资企业代替中资企业利用了中国储蓄并同时挤出了国内投资。这等于中国大规模输出资本为美国弥补投资一储蓄缺口,用中国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美国国债等低收益资产。②持续15年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2006年底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而根据有关部门对于引进外资的规划,外汇储备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增多,而我国外汇储备有很大一部分的表现形式是美元资产,未来无论是美元贬值还是美国发生通胀,外汇资产都有缩水的可能。同时,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对美国的巨大补贴。一方面,美国取得了中国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中国又把辛苦赚来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财政赤字和房地产泡沫融资。③持续大量的“双顺差”造成了人民币的巨大升值压力。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投放人民币。人民币的新增投放量即代表了新增流动性。为了使货币增长速度保持在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水平上,中央银行又不得不进行对冲,卖出央行票据,收回过剩的流动性。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央行的对冲政策,外汇储备增加所产生的过剩流动性大部分被回收和冻结。尽管从长期看,由于这种对冲政策以商业银行必须持续大量购买低收益央票为前提条件,因而难以为继。但直到目前为止,商业银行还在继续购买央票,对冲政策依然在发挥吸收过剩流动性的作用。④“双顺差”加大了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短期来看,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情况下拒绝升值,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或)资产泡沫。目前中国经济过热的趋势日益严重,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央行必须提高利息率,而利息率的提高将导致跨境资金的流入。而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跨境资金的流入将造成流动性过剩,从而使升息的紧缩作用失效。当然,央行短期可以对冲过剩的流动性。但对冲会对银行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因而难以长期进行。各国的经验证明,为了使中央银行能够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允许本国汇率有较大的灵活性。只有这样,提高利息率的政策效果才不会被资本的跨境流入所冲销,即所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问题。(2)解决“双顺差”的思路①让人民币升值,但要以渐进的方式升,不要给企业有人民币不升值的错觉。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力度更强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相机使用对冲政策和提高准备金率的同时,央行必须根据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发展情况提高利息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同时又不实行有效的资本管制,升息就会成为一种无效的政策。在正常情况下,利息率的明显提高将使外资的跨境流入更为迅猛。因而,如果要把利息率政策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逻辑的结论必然是：或加强资本管制,或更多地让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决定人民币汇率。从长期来看,根据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我们应该让人民币升值。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证明,用“双顺差”所换回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造成并在继续造成中国的国民福利损失,中国还要为美国的资产泡沫买单。从短期来看,根据央行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特别是提高利息率)的需要,我们也应该更多地让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决定人民币汇率(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三年多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打击根本不像原来所设想的那样严重。相反,人民币升值改善了中国贸易条件,中国贸易顺差连续数年超过了升值前的历史纪录。中国出口所面对的更大挑战,是世界其他国家越演越烈的贸易保护主义。缓慢且稳定的升值,在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较长的调整期(同时也使之减少了调整的动力)的同时,为投机资本低价购买我国的房地产、金融资产和企业创造了机会与条件。事实上,由于不升值或升值缓慢,中国的大量资产早已被外国投资者廉价买走,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应低估的。为了尽量避免让人民币升值,我们已经尝试了无数种办法：派遣大型政府采购团到美国采购、调整退税政策、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加速金融服务的开放、放松资本管制等等。上述措施,有些是必要的,有些有较大副作用,有些则可能存在潜在危险。例如,关于资本的跨境流动,中央银行自2003年以来的政策是“严进宽出”。问题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加息预期强烈的情况下(这是完全理性预期),这种政策是难以奏效的。一些论者反对加强资本管制(或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理由是中国已无法实施有效资本管制。回避升值,寄希望于放松资本管制来解决“蒙代尔不可能三角'问题。资本管制是中国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最后屏障,在中国金融体系依然脆弱、中国所有制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资本管制是不能放松的。经济发展是有周期性的,中国经济形势一旦发生变化,资本跨境流动的方向就有可能突变。如果出现资本大量外逃,而我们又无有效办法及时加以制止,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应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来考虑,而不应该将其作为解决短期宏观经济不平衡的一种手段。②扩大内需。要解决中国的汇率问题,从根本上讲需要扩大内需。我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因此长期增长不能依附于外国的市场,必须要靠自己的市场,而且中国是有能力发展这个市场的。为解决低保问题、义务教育免学杂费问题、农村投资问题等有很多政策,这些政策是兼顾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重大政策,既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解决了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又解决了经济中内需不足的问题。③取消针对FDI和出口导向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减少对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刺激,逐步缩小双顺差的额度。